明星的职业和生活，到底分不分得开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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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沉寂一年的姚笛，出演欧阳奋强导演执导的电视剧《王小笛训夫记》，扮演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女孩，导演欧阳奋强表示，“姚笛相当敬业，一个镜头拍几条，她都亳无怨言”，她塑造人物的能力，令片方和导演很满意。

　　不过，媒体在报道姚笛出演新戏的消息时，不约而同使用“复出”一词。事实上，姚笛从来没有退出过，所以，也谈不上“复出”。之所以使用“复出”，是因为对人们来说，去年的“周一见”事件，对姚笛来说是一个坎，那件事对她造成极大影响，加上正逢时势发生变化，她的沉寂，就带上了特殊的意味，如今复出拍戏，就像是一个大动作。

　　一个演员重新开始工作，是否该引起这么微妙的注意？人们该如何评价她的工作和生活？2009年，央视新闻频道《环球视线》节目畅谈老虎伍兹丑闻，请来的节目嘉宾，是胡紫微的丈夫张斌。对于正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伍兹，张斌表示了同情，他认为，美联社当日票选老虎伍兹为这十年最佳体育运动员是对的，这个评选“不是评价道德模范”，我们应该“把职业和生活分开”。

　　的确，面对姚笛，我们也该“把职业和生活分开”，她能够成名，非常难得。要知道，每次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中戏或者北影表演系的毕业合影时，都会发现，一个班几十个人，成名者寥寥。新的时代，明星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，需要许多复杂的因素共同作用，演技、相貌、勤奋、本人携带的新闻元素、时势，缺一不可，尤其是当事人还得具备某种被公众接受的特质，这种特质，非常难以把握，甚至是强大的资本也无法锻造的。姚笛能够成名，说明她有某种特质，这种特质，也着实不该浪费。而且，因为她的短暂“退出”，她的娱乐价值也大为增值，娱乐期待被充分提升，对她参与的影视剧来说，也是一件宣传上的便利。

　　“把职业和生活分开”，这话的确没错，但现实中却行不通，时至今日，同样的措失，如果发生在普通人身上，会否被人喋喋不休讨论许久？答案是否定的。此刻的社会宽容程度，已经远胜从前，我们其实只对明星苛刻，专门针对他们制定出一套标准，所有严苛的道德口水，集中向明星泼洒。因为，名人在贩卖形象、影像和声音的各种产品之外，在提供绮年玉貌和奢侈生活样本之外，还肩负一种重任——充当道德标靶、制造道德幻境，这项重任，其实也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，人们对他们，甚至更苛刻、更严酷。

　　所以，梁文道说，娱乐新闻和八卦杂志的价值观其实是很保守的，“在这些刊物的编辑和记者的眼中，禁忌并非不存在，道德并非不重要；而是处处有禁忌，处处有道德；因此才能发掘出那么多有违伦常的败德故事，拍到那么多不该让人看到的身体部位”。对艺人错失的报道，并非要“冲击禁忌的边界和设下禁忌的道德规条”，真正的作用是“禁忌反而会因此得到巩固，有关的道德规条反而会被再三确认。”

　　所谓“公众人物的职责”，不过是浮面上的解释，他们的职责里，其实有一个隐性的道德条款，人们需要借助对他们的监督和惩罚，去确认一件事：整个社会的道德秩序依旧井然，天是蓝的，云是白的，晚饭是按点开出来的，一家三口的笑容是可以成为牙膏广告的。现实社会的种种乱象，在这种公然进行的惩罚面前，得到了掩护。其实，我们在明星身上要求的，从来都是我们缺少的东西，美貌、财富、声誉、好运，以及清洁的私生活，而且，当现实的沦陷越迅疾，这种要求也就越迫切。

　　所以，能否把姚笛们的职业和生活分开的问题，其实也是我们能否把生活和理想中的生活分开的问题，只有当我们承认，现实生活并不那么纯洁，充满各种瑕疵时，才会真正把他们的职业和生活分开，并且卸下他们身上的道德负重。对明星的宽容，其实是对自己生活的正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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